“人口老齡化”困擾中國

　　中國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引起廣泛關注。十八屆五中全會表達出的“積極老齡化”內涵與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包容性增長”“和諧社會”一脈相承。面對又一個五年，中國如何化解或緩解人口老齡化問題，無疑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智慧。

　　兩億一千兩百萬人!

　　這是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4年中國老年人的人口數量。

　　這個人口數量，約占世界總人口的3%，幾乎相當于美國人口總量的70%，甚至多于英國、法國和德國三個國家的人口總和。

　　“目前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老年人口超過1億的國家，且正在以每年3%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長，是同期人口增速的5倍多。”中國老齡辦政策研究部副主任黨俊武在介紹國內情況時，顯得憂心忡忡，“預計到2015年底，中國老年人口將達到2.21億，約占總人口的16%;2020年達到2.43億，約占總人口的18%。”

　　黨俊武的擔憂并不是沒有道理的，作為人口政策研究的內行人，他比普通的民眾更加清楚國家面臨的老齡化形勢有多么嚴峻。

　　有學者甚至斷言，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老齡化問題嚴重的國家。

　　回顧“人口老齡化”

　　“人口預期壽命顯著提高，人口生育水平不斷下降，中國的現實情況已經呈現典型的‘老年型’特征。”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這樣評價中國的社會人口現狀。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林寶告訴記者，根據歷次人口普查資料可以發現，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從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后逐漸提升，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時達到了4.91%;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時達到了5.57%;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時達到了6.96%;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達到了8.87%。

　　按照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超過7%可稱為老年型人口的國際標準，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后，中國已經正式成為老年型人口社會。2000-2010年則是中國人口進入老年型后的首個10年。

　　國家統計局于2015年2月發布的《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顯示，2014年年末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數為21242萬人，占總人口比重15.5%;65周歲及以上人口數為13755萬人，占比10.1%，首次突破10%。

　　北京大學人口學教授曾毅曾經把中國人口老齡化總結為“高速、高齡、老人數量大、老年撫養比大、地區差異大”幾個特點。

　　然而不容樂觀的除了現實之外，還有可以預期的未來。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介紹說，到2020年，我國60歲以上老齡人口占比將達19.3%;2050年，我國老齡人口將達到峰值4.37億，約占總人口的38.6%。

　　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認為，據目前總和生育率和實際贍養能力的數據預測，2020年，中國可能會提前進入超級老齡社會。

　　“未富先老”已成基本國情

　　“近年來，中國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引起廣泛關注。‘未富先老’也作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重要特點被高頻率運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老年學研究所所長杜鵬說。

　　“未富先老”這個概念早由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鄔滄萍教授提出。鄔滄萍在1986年出版的《漫談人口老化》一書中,介紹了人口老化的有關概念、剖析了人口老化的成因及其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點,并把我國人口老齡化和經濟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進行了對比。

　　鄔滄萍在該書中指出：發達國家的人口老化是在工業化、現代化出現以后,人口出現明顯老化時,這些國家工業化程度、勞動生產率和人均國民收入都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所以,人們普遍認為人口老化是發達國家特有的人口問題,是“富國的人口病”，而中國卻是“窮國得了富國的病”。

　　“2012年全國貧困和低收入老年人約有2300萬人。城鎮老年人口的宜居環境問題十分突出，七成以上的城鎮老年人口居住的老舊樓房沒有安裝電梯，其中高齡、失能和患病老年人出行舉步維艱。”杜鵬的這些數據，來自《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報告(2013)》，這是我國一部老齡事業發展藍皮書。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介紹了我國現階段的勞動力情況：“從2012年開始，中國勞動力總量開始逐年下降，雖然我國有9億多人的適齡人口，但是勞動參與率只將近80%，也就是說全國有7.7億的勞動力，而老齡人口有2.12億。”

　　“現階段，中國人口老齡化形勢更加嚴峻，發展‘銀發經濟’的戰略準備仍然不足。”楊燕綏認為，理想的老齡社會應當是老齡人口占比較大，經濟相對發達，養老服務的消費、供給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占重要地位的銀發經濟社會，而中國“未富先老”既成事實，這種局面應當及時糾正。

　　老齡化問題的認識轉變

　　人口老齡化，意味著老年人口規模大、增長快并且日趨高齡化，同時勞動年齡人口、青少年人口相對減少。

　　“直到20世紀70年代，學者普遍對人口老齡化有各種隱憂，擔心諸如勞動力不足、勞動力老化、勞動生產率下降、勞動者學習能力低、勞動力轉崗難、勞動力難以適應新技術和新的管理模式等問題。”鄔滄萍在研究中發現，面對老齡化問題，各國學者開始的研究態度都是憂心忡忡的。

　　然而，隨著生產力不斷發展、科學技術日趨發達，悲觀的情緒才開始逐步扭轉。

　　鄔滄萍告訴記者：“20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許多學者提出‘成功老齡化’‘有保障的老齡化’‘生產型老齡化’‘健康老齡化’等概念，直到2002年提出‘積極老齡化’等。這表明在人類長壽時代，人口老齡化并不像以前談虎色變了。”

　　然而，老齡化問題對中國來說，卻也是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

　　“需要認真對待，居安思危，未雨綢繆。”鄔滄萍承認，人口老齡化對中國的挑戰是十分嚴峻的。

　　學界一致認為，隨著老齡化的深入，對經濟與社會的負面沖擊也愈發明顯：一方面因勞動人口比例減少，人口紅利不再甚至變成累贅，中國未富先老;另一方面，人口結構的變化導致需求結構變化，根據美日經驗，房地產進入長周期下行通道，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失速。

　　解決老齡化問題路漫漫

　　面對日益嚴峻的老齡化形勢，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三五”規劃力求以全面開放二胎、漸進式延遲退休來積極應對老齡化問題。

　　首都經貿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俊生認為，即使現在將二胎政策、延遲退休政策立刻實施，也不會立竿見影地得到成效，因為人口結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變量。

　　他認為，老齡化本身是社會進步的一個產物，以“積極老齡化”的心態來改變社會結構，應對老齡化問題是根本的出路。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認為，解決老齡化問題，要動員全社會力量，完善制度和政策，積極應對老齡化挑戰。

　　他建議，首先要繼承和發揚中國尊老重老愛老的優良傳統，完善家庭對老年人養老的承擔義務，減輕國家救助負擔。其次，要切實完善養老、醫療保障以及就業等相關領域的政策措施。各種養老保障制度和醫療保障制度要切實做到對各類人群在制度上的全面覆蓋。然后要動員全社會力量，轉變觀念，實現幸福和諧老齡化。要形成社會合力，切實轉變觀念，抓住機遇，通過完善政策體系，動員全社會力量，促進資源合理配置，不斷發展和完善老年服務產業，實現健康老齡化的需要，同時促進相關產業的大力發展和經濟的穩定增長。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彭希哲認為，十八屆五中全會的“積極老齡化”與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包容性增長”“和諧社會”是一脈相承的，和諧的社會是一個包容的社會, 而包容的社會則首先應該成為一個“不分年齡人人共享”的社會。

　　在這樣的社會里，人們不再把老年人僅僅看作“是領取退休金的人,而是社會發展進步的主體和受益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根本之道也就在于此。

　　鄔滄萍認為，應對老齡化，首先要做好思想、理論和輿論的準備，物質準備，各種方針、政策、立法、制度的準備，開展全民和老年人健身、保健和醫療衛生的準備。我國絕大多數老年人生活消費起點低，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我國的社會保障能實現低水平、廣覆蓋、可持續，這為我國應對老齡化打下了堅實基礎。

　　另一方面，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存在后發優勢。當下我們處于人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科學技術空前發展的年代，有可能吸取發達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經驗教訓和新研究成果，揚長避短。